“激励”一词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有关绿色金融、转型金融的讨论中被多次提及。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,“所谓市场的办法,就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,也就是奖惩的重要性。激励机制能够引导未来大量的投资,使大家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。虽然有不同的算法,但资金缺口还是比较大的,这就需要激励措施,激励连接着碳配额,碳配额连接着碳排放市场。”
与此同时,一份名为《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激励约束与相关金融风险防范》的报告于峰会期间发布,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解读报告时也表示,“财政、金融政策的激励非常重要”。
上述报告提及,“财政政策激励”可通过政府的公共投资、政府补贴激励及政府采购激励等支持绿色低碳发展;“金融政策激励”更多是基于央行角度,引导市场主体更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,如相关的金融政策工具,包括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、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等。
“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是必要的,其空间和力度与碳价关系密切。”王信表示,如果碳价偏低,可能需要更多央行政策激励;反之,如果碳价比较合理,能够更好地发挥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。
从政策协调角度来看,王信指出,这可提高政策有效性,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,而绿色政府债券是财政、金融政策共同发力的重要结合点。
我国四领域转型金融标准正在制定中
为何要推动转型金融发展?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认为,虽然过去几年绿色金融取得了长足进展,包括中国绿色信贷市场规模已达到20万亿元,但绝大部分投向了所谓的“纯绿”和接近“纯绿”的项目,如各种新能源等,因此基本没有支持高碳企业向低碳的转型。
据马骏测算,目前“纯绿”的经济活动约占GDP的10%。“理论上,‘不绿的(经济活动)’占GDP的90%,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未来必须向低碳、零碳转型,因此要有一套政策框架来引导社会资本,尤其是私营部门的资本来参与到转型经济活动中,这也是关于G20为什么要制定转型金融框架的大背景。”马骏说道。
在转型金融标准方面,王信表示,目前国际社会对其目标、支持范围、保障机制等内容已达成初步共识,但对概念、支持服务对象等还存在若干分歧。
“现在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制定钢铁、煤电、建筑建材和农业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,之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制定的领域。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相辅相成,可有效衔接。完全可以把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的经验用于转型金融标准,现在各项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,我们将适时就上述转型金融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”王信在峰会上介绍了我国制定转型金融标准的最新进展。
另一方面,从资金投入角度来看,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、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指出,每一个类型的国家面临的挑战都有其独特性,国内的储蓄可能会填补一部分资金,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,可使国际资本流入来支持绿色化发展。
在引入资金的过程中,多边开发银行或将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。“对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挑战,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27次缔约方大会提出,要把所有的资本承诺额,以及实际到位的资源,通过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。”Lord Adair Turner进一步表示,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,能够分散并吸纳风险。
连接全球碳市场或可缓解融资难
对于全球碳市场建设的探索,也是本届外滩金融峰会的热点议题。周小川认为,通过可控连接全球碳市场,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、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,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。
国际上碳市场分为两个市场,分别是自愿碳市场和强制碳市场。对此,渣打集团行政总裁、B20金融与基础设施工作组联席主席Bill Winters建议,自愿碳市场和强制碳市场可实现互联互通。
“一方面有规模很大的自愿碳市场,可能有几百乃至上千亿美元进入到本来无法获得融资的项目中去。此外,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,包括中国和欧洲之间市场的互通,还可提高透明度,可以看到各个政府把碳定价纳入到决策中去”。Bill Winters进一步表示。
去年7月,欧盟委员会推出“碳边境税”征收计划,今年6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(CBAM)法案,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、铝、化肥、钢铁等产品征税。
在周小川看来,欧洲决定实施的碳边境调节税应该返回到发展中国家碳市场,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减排,以及对森林和土地的保护。(文章来源:财联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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